长江刀鱼面临种群灭绝之境的生态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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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5 09:18:00 水产养殖网 出处：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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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谣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呼四起却又神情淡定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狂暴乖戾却又安之如素的时代。
比如长江。为了著名的“江三鲜”、为了更著名的“水中熊猫”江豚，一句话，为了榨取这条大江最后的血肉，多少年来沿江河湖港汊到处是血腥的“矮围”、“迷魂阵”、“小眼丝网”、“电网”。
甚至，原本被用于远洋深海捕捞的海网也被请到了长江水域。这种海网12米高、3000米长，沿江拖曳，声势浩大，万众瞩目，气壮山河。
雷管、下毒－－电鱼更像是秀场式的作业，改装型3000W柴油发电机所经之处，所有生物一概击毙，与之媲美的还有"吸螺拖船"，船尾高扬着两个大铁耙，铁耙上连着粗壮的章鱼状吸管，直达甲板上巨大的高压水泵，轰、轰、轰，声震四野，誓将长江籍螺、蚌、蛤、蚬统统扫光。
媒体痛斥:"这是赶尽杀绝的渔业法西斯！所有水族，死无噍类！"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呼四起却又神情淡定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狂暴乖戾却又安之如素的时代。
似乎为了呼应渔业的杀戮，沿江无数的企业也神情淡定、安之如素地加入了杀戮，巨量的固体污染、废水废液、废弃物……当所有的杀戮者都公然声称自己的所为是因为"生活所迫"时，甚至连濒死的长江也笑了。
谁不知道呢，钱，"生活所迫"者只是为了更富有而已。
于是，都知道长江已经濒死，无数舆论为之血脉贲张，但也无数的人神情淡定，似乎他们不在这个国度，和长江也素无瓜葛，直到他们的餐桌被彻底震撼－－
鲥鱼灭绝、河豚灭绝，当刀鱼忽然稀少到一斤售价一万元，已经习惯于功利性思考的人们这才颟顸地嗫嚅:江里没了，不是还有实验室吗。
很久以前，有过一首"长江之歌"，但传唱了很久，没有人想过善待长江。也没有人想过善待动物。更没有人想过人类应该高于众生，并对众生秉持一种道义上的俯瞰。
直到这条两亿年前本来是奔向地中海的庞大水体在我们这一代慢慢死去……
古代著名“吃货”与刀鱼
撰稿 蒲琳
北宋文豪兼“吃货”的苏轼的那句“恣看收网出银刀”，将阳春三月，桃花初开，渔家捕捞刀鱼的场景描绘得通俗易懂，既有动感，又有现场感。
我国作为鱼的王国，亦是诗的国度，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吟咏名鱼的诗句。其中，有着“长江第一鲜”之誉的刀鱼因其细嫩鲜美，肥而不腻，更是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厚爱。
刀鱼，学名刀鲚，因为它颜色皎洁如白银，形状像是一把出鞘的尖刀，所以称之为刀鱼。
刀鱼很古老。在史学界，人们一般认为《山海经》中提到的“鮆鱼”就是刀鱼，鮆音此，或音即。相传，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在尝了刀鱼后，便立即下令赐名其为“望鱼”。
刀鱼属于洄游鱼类，春季时成群溯长江而上，是这个季节最早最好的时鲜鱼。不过这美味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离开这一流域，据说就会口味变差身价大跌。
“清明前细骨软如绵，清明后细骨硬如针。”众所周知，清明前长江边，最宜食刀鱼。北宋文豪兼“吃货”的苏轼的那句“恣看收网出银刀”，便将阳春三月，桃花初开，渔家捕捞刀鱼的场景描绘得通俗易懂，既有动感，又有现场感。
根据相关史料显示，最流行吃刀鱼的还当真是宋朝。陆游说:“鮆鱼莼菜随宜具，也是花前一醉来。”梅尧臣说:“已见杨花扑扑飞，鮆鱼江上正鲜肥。”
“肩耸乍惊雷，鳃红新出水，佐以姜杜椒，未熟香浮鼻。河豚愧有毒，江鲈渐寡味。”诗人刘宰更是不惜溢美之词，赞刀鱼还没有熟，已香味扑鼻，河豚和江鲈滋味都不能与之媲美，可见其珍美令人朵颐。
当然在所有的赞美声中，最有名的还是苏轼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诗》中的那句:“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
此外，在宋史中，确实也多有“治刀鱼船备海寇”一类记述，看来宋人对刀鱼的体验最深。
不过，若真的谈到刀鱼味美，当数清代美食家的实践性研究最为透彻。李渔说，食鲥鲟易腻，但刀鱼“则愈甘，至果腹而不释手”。钱泳的《履园丛话》则说刀鱼是“开春第一鲜美之肴，而腹中肠尤为美味”，懂吃刀鱼内脏才是“善食刀鱼者”，有识之士应当牢记。
同时，当时有句民谚云:“宁去累死宅，不弃鮆鱼额”，说的便是刀鱼浑身都是美味，连鱼头也好吃无比，宁肯丢掉老祖宗的房子，也不愿意放弃只有瘦骨的刀鱼头，极言其美味。
由此看来，比起物质生活，古人或许更爱这世间美味。换了现在，这谚语便纯属“扯淡”，甭管房地产再不景气，那也比什么鱼都能提升幸福指数。
为了解决刀鱼刺多易卡喉的问题，袁枚的《随园食单》提供了两法:一是“用极快刀刮取鱼片，用钳抽去其刺”，二是“快刀将鱼背斜切之，使碎骨尽断，再下锅煎黄……临食时竟不知有骨”。至于油炸刀鱼使之酥枯再食，则被袁枚视为“驼背夹直，其人不活”，那不是美食家的做派，也不是刀鱼的幸福。
而戏曲作家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更载有一道“鮆鱼糊涂”的菜。之所以称为“糊涂”，想必去骨问题已彻底解决。
清代美食家认定刀鱼是“春馔妙物”，只因刀鱼味美过时不候，清明一过，肉质变老、骨头变硬，从而美味大减。这样说的话，北魏《齐民要术》教导我们，六七月取刀鱼做鱼酱，“味香美与生者无殊异”，就显得很不讲究，猜想那时人们应该还未吃到过正宗好刀鱼。
从刀鱼看中国“恶吃”文化
撰稿 沈嘉禄
濒危的刀鱼可以吃，可以卖出天价，但能整出这个活色生香、柔肠百结的大场面吗？希望中国富豪跑步跟进。
犟头倔脑的刀鱼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吃，绝对是个大问题。过去焦点在温饱，今天的差别在吃好吃差，还涉及与谁一起吃，在哪里吃，吃什么最风光最邪门。于是，一年四季风物自然演绎成一档节目，比如河豚鱼、刀鱼、大闸蟹等。这类风物被运作成财富与权力的“形象代言人”后，大致体现两个特征，一是得之不易，群众一般看不到。二是暴贵，群众吃不起。而且每年还得涨，你不涨，他的消费兴趣就会下降、转移。
比起河豚鱼与大闸蟹，一年一度的刀鱼消费季是最短的。刀鱼自远方来，劈波斩浪，灵光乍现。约在三月桃花始开之时，骨刺尚软，可以连刺一起吃下。清明以后，鱼刺渐硬，弄不好就找人麻烦了。据说刀鱼极有灵性，一入网就知道必在刀俎之间，便在网内乱撞，出水后就悲壮地死去。所以，它上岸后分分秒秒地走向腐烂，取不合作态度。河豚、大闸蟹却在饭店里苟延残喘，境界与它不能比。
好几年前记者就得知，在长江刀鱼回游区域，当地渔政部门对捕捞船是这样管理的，船集中在码头，每过一小时放出一条，回来后再放一条，所谓机会均等。但绝大多数都是空船而归，白白赔了油钱。偶然额骨头碰到天花板捉到一条了，自然要卖到天价了。
感谢科技昌明的时代，海产品养殖取得重大进展，比如中洋集团已经成功养殖了河豚、大黄鱼、鲥鱼、鳜鱼、鲈鱼等，刀鱼这个科技难关刚刚攻下，尚未上市。所以有些高档酒店供应的刀鱼是值得怀疑的，可能拿海刀、湖刀、河刀来冒名顶替，但貌合神离，口味上与江刀不能相提并论。在此形势下，一条偶然得之、体长40多厘米的珍贵刀鱼，在验明正身之后一举拍到近6万元的天价，算不算高呢？参照在阳澄湖里洗了一把桑拿浴的大闸蟹蟹王也有十万元身价的事实，富人肯定认为这条刀鱼物有所值。
三种表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值得花数万元吃一条薄薄的刀鱼？消费对象不同，答案肯定不同。工薪阶层肯定认为不值得，富人的考虑就不一样了，他有多方面的关切。一，表明身份。二，招待客人。三，自己享受。富人的消费理念与普通人是大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解释他们消费行为时总有隔靴挠痒的原因。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看，对富人的极奢型消费还不能形成道德或文化层面上的指责，多半是当作八卦新闻来曝料的，最后即使点到一两句，力度也不够大。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对极品美食的正常消费行为，甚至监管部门对餐饮市场售卖、消费保护动物的现象也查禁不过来呢。
所以媒体只能对刀鱼的消费目的进行一番徒劳的猜想。比如表明身份，中国富人大多数是高调的，因为他有一个贫寒的出身，逃过难，要过饭，借过钱，仰人鼻息，甚至吃过残羹冷炙，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成了企业家，财富累积快而巨，就要对外宣示咸鱼翻身的结果。锦衣玉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形式，一般人无力享受的，他现在能享受，当然就高人一等了。许多富人喝拉菲、穿名牌、戴名表、开豪车、盖别墅、买游艇，也是因为这种消费行为有很强的展示性，又与目下流行的价值观对接。在媒体烘云托月地指认下，刀鱼的标志性越来越强，那么他就顺其自然地选择这个消费品。其次是招待客人。这个“客人”应该有丰富的内涵，是他在资本运作中的关键人物，一路罩着他，他时时要通过投桃报李的形式巩固这种关系。那么一盆刀鱼上桌，就是很灵验的固化剂，同时表示尊崇和孝敬。在关键环节中的那位客人虽然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但此刻也需要尝尝刀鱼，以认可对方这样的表示，给宴请者面子。在这个场合，刀鱼是一个合适的、醒目度与珍稀性均超过茅台酒的符号，足以担当传递感情的重任。中国饮食的要义，在此演绎得相当充分。第三，自己消费。噢，那可能是个有格调的人物啊！所谓老饕，为口福而敢于一掷千金者，现在也能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人所以流芳百世，常常就缘于“那一口”。
恶心的“恶吃”
刀鱼在今天属于尖端消费，而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特别是在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它只是寻常之物。甚至在唐朝以前，南方大片区域被称为夷或蛮，吃多刺的刀鱼、吃剧毒的河豚鱼、吃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无异于“匪夷所思”，归为未开化行为，但这并不等于中原人士就已经吃得相当文明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古人的豪吃。晋朝的王济，帅哥一个，略有逸才，技艺过人，娶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做老婆，官至侍中，成了天字第一号“官二代”。有一次他招待老丈人，席上有一款看似家常的蒸猪肉，但武帝一尝味道极为鲜美，一问才知道这道菜蒸时不加水，加的是刚从女人身上挤出来的乳汁。武帝虽然也是个正牌吃货，但面对人乳蒸肉，筷箸一掷，拂袖而去。石崇，大家知道他是晋代超级富豪，因劫掠远使商客而致富，说白了就是拦路抢劫的黑老大，外交官和外资企业一网打尽的狠角色，居然也官至荆州刺史、太仆。他在河阳置金谷园，处处金碧辉煌，天天筵开琼林，还跟另一个大款王恺在食事上斗富，派人刺探王家厨房的秘密，王家推出新菜，石家必定超过他。最后还因为王家做出比他家更好吃的韭萍齑而将透露消息的家仆杀了。
唐代呢，也有个超级吃货传世，他叫张易之，与他的弟弟张昌宗二人被谀为“桃花似六郎”，就是武则天的面首，“鸭子”的老前辈。张易之通晓音技，在烹饪上迭出妙招，他发明了一道鹅鸭炙，将活鹅活鸭关进大铁笼里，笼内放一只大炭盆，四周安放了酱醋等调味品盆子，当可怜的鹅鸭被烤得受不了时候，就会在笼内奔跑，再去饮这些调味品，等到它们羽毛脱尽，身体发红，肚内灌足了酱醋时，这道奇特的菜就做好了。
至于“易牙蒸子”的典故，是中国人恶吃以及拍马屁的顶峰之作，至今叫人恶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还有人觉得死骆驼的驼峰不够好吃，就想起活取驼峰。取一匹骆驼，活生生地割下它的双峰或炒或蒸，结果这边闹哄哄地推杯换盏，那边鲜血淋淋的骆驼在连声哀号。而吃羊唇也是采取这种残忍的方法。以上种种基于动物极大痛苦之上的烹饪方法，在那时已经被文化人所鄙视，斥之为“恶吃”。
但建国后，恶吃之风并没有绝迹，反而以饮食文化包装一下出笼，在隆重的场合惊世骇俗。比如六60年代上海大厦有一道咸菜豆瓣汤，是用来招待国宾的，有一次某国家领导人在此招待外宾，大厨就上了这道汤，外宾一吃鲜美异常，此时陪同的官员告诉他:这豆瓣不是用蚕豆剥肉而成，而是用江南春季上市的塘鳢鱼鳃边的两瓣“蒜子肉”做的，集满一百条才做成这道汤。外宾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比如，河南有一道用黄河鲤鱼做的菜，厨师杀取鱼身上的肉，鱼骨鱼头鱼尾保留并布局于盘中，鱼肉快速披刀下油锅浇在鱼架上进献，上桌时鱼嘴巴还在翕动，主客见此奇景，往往一片叫好！上世纪70年代，西哈克努克亲王流亡中国期间访问洛阳，当地政府就在盛宴上隆重推出这道名菜。鲤鱼嘴巴喘息般地翕动之时，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的亲王，吓得双手合十，口宣佛号，真是大大地开了一次国际玩笑。
“深圳一天吃掉十吨蛇”已不是新闻了，海南岛现在流行的则是吃野生鸟类，原本种类繁多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凋零。世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中国人的菜单上，可以看到鱼翅、燕窝、穿山甲、猴脑、熊掌、海龟、灰雁、天鹅、孔雀、鸳鸯、水蛇、巨蟒、大蜥蜴、鳄鱼、大鲵(娃娃鱼)……
这些有“新闻价值”的食事，至少说明有些吃货执著于两种“伟大的追求”。一，希望吃到一般人没法消费的奇异、珍稀、可能即将消失的，甚至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食物，不惜一切代价。二，为了获得可能是想象中最美的味觉享受，不惜一切手段。如果这种现象都归于饮食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落后的、野蛮的，有悖于人类认同的价值观。这种饮食文化以散发后的负面作用也极大，并会影响到社会管理与人类自我约束的操作层面。
诚如甘地所言:“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态度。”事实上，近年来屡屡曝光的恶性事件中，就有无良商贩为了获取更多的钱，从猪的肛门里插入管子注水、通过鼻孔往待宰的牛腹腔和心脏内注水、给甲鱼注水、往鸡鸭的嗉子里狂灌石膏浆……这些都造了动物的极大痛苦，剥夺了它们最后一点尊严和体面，同时也造成对人类本身的极大伤害。
知耻而后俭
食事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一时还没法颠覆，但我们可以从改变态度与习惯做起。也就是说，适当地降低对味觉的追求，以及对食物珍稀性的那种炫耀性享受，只要保证人体所需的基本营养就足够了。
西方人在古代也有粮食歉收，牲畜死亡，食物匮乏的时候，但总体来说比中国人要丰盈得多，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的幅度低于粮食产量的增加的幅度，肉食在饮食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因此无需扩大食物的种类，主要的食物固定在某几种作物和动物之上，食谱中饮食原料的种类远比中国人的要少。特别是濒临绝种的物种，他们绝不会出高价买来风光无限地大吃一顿，因为这是非常可耻的！
再从社交方面看，中国人更乐意通过饮食来表达热情与契约。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饮食所占的位置远远没有在中国那么重要。在节日里，食事并不是主要内容，社交活动中的礼物多是鲜花。婚礼中最重要的场面不是大摆的宴席，而是恋人在教堂里举行的庄严幸福的仪式。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人把食物从营养学的角度分解为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碳水化合物等，把饮食行为理解为给机器添加油料，因此吃的意义已经淡化了。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食事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如果有，肯定将成为不道德的新闻，对他们的名誉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豪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招待来自相对贫穷国度的来访者时，出奇地朴素和节俭使来访者十分吃惊。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招待客人时用嘴舔干了盘中的残羹剩菜，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干时就近在麦当劳吃汉堡，骆家辉在西安吃炒肝等，其实都透露出同样的信息与价值观，即吃饭应讲求的是实惠和着眼于节俭，而不是以铺张浪费来显示排场或富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宴规格上也一再改革以适应世界形势，菜式简化，食材普通，而且中西合璧，既体现了中国风味，又照顾国宾的饮食习惯与宗教信仰，很受国际社会称道。相应地，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的招待宴请规格也在紧紧跟上。
照此理，刀鱼不吃了，让它烂在水里？
不妨让我们来看看欧洲人对美食的态度。意大利摩德纳的巴萨米克醋，年产量2万瓶，每瓶仅100毫升，比拉菲贵多了。但意大利人没有在金钱面前昏了头，“扩大再生产”这种说词打动不了生产者。一瓶合格的巴萨米克醋，酿造时间超过25年，甚至长达100年，由小镇里的每个世袭家族分别酿造，在每年规定时间内将样品匿名送至巴萨米克醋协会，由五名“品醋大师”评审，决定能否进入市场。开后门？结果只能是逐出小镇。西班牙哈布果伊比利亚生火腿世界闻名，上海世博会期间也来叫卖过，至今还用最古老的方法腌制。这种火腿的是用伊比利亚黑脚猪腌制的，这种一直享受动物福利的猪是散养的，在空气清新的森林里吃落在地上的橡木子，猪肉的脂肪也会因此而呈乳黄色，猪肉制成火腿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奇香。加工时除了海盐，不加胡椒等添加剂和调味品，也决不会为了缩短生产周期而进行烟熏。风干和窖藏时间一般也在两三年以上。
其他如法国布列塔尼贝隆生蚝、布雷斯鸡、盖朗德盐花、意大利帕梅森干酪、罗克福尔蓝霉奶酪、挪威熏三文鱼与腌鳕鱼干、里海鱼子酱、托斯卡纳的牛肝菌等经典美食都保持着最原始、最环保、最笨拙、最谨慎的生产方式，好几代生产者心无旁骛地守卫着传承着这门手艺，以保持和提升数百年的家族名誉为最高目的，还有一点点神秘的家族文化，并保持让市场微微饥饿的产量，他们的生产者无所谓高额的利润，也所谓扩大市场占有额，当然也无所谓什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的虚名呢！
再说说法国的三大美食:鹅肝、鱼子酱、松露。鹅肝现在面临越来越严厉的舆论谴责，因为生产鹅肝的家鹅在饲养方法上有虐待动物嫌疑，动物保护组织一直在找相关企业的麻烦，所以至少有一家法国公司将饲养场转移到中国北京场城郊来了，难道中国企业要为全球性的动物福利问题背上黑锅？
松露也是欧洲人追捧的美食，最昂贵的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又称皮埃蒙白松露，年产量只有2000公斤，平均每个意大利人只能分到0.05克。但意大利人从来没有想过人工培植，增加产量。农民采掘来后直接与市场见面，富人或大企业钱再多也不能控制市场和价格。每年还要评选一次，将“王者”送拍，此时富豪们才能放手角逐一番，一举成功后，以每克论，价格超过黄金钻石。但欧洲的富豪向来低调，也不会吃独食，而是以一块松露为题目整出个大派对，邀请社会名流都来分享，而且是要付费的，所得款项统统交给慈善机构处理。美食有了，友谊有了，名声有了，慈善也做了，你说活色生色也行，反正一举多得。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种文化支撑，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等思想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中国的刀鱼可以吃，可以卖出天价，但能整出这个活色生香、柔肠百结的大场面吗？希望中国富豪跑步跟进。
江豚之殇
记者 杨江
2008年以来，江豚每年死亡的案例都在20起左右，今年更是来势汹汹，一江二湖接连发生江豚伤亡事件。以洞庭湖为例，至2012年3月初江豚锐减至85头，而此次12头江豚命殒又宣告了洞庭湖的江豚只剩70多头。
江豚再次告急！
将两头已腐败多日的江豚尸体移交给两名从武汉赶来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后，徐亚平的心情愈发变得沉重起来，江豚的尸体将被运至武汉进行解剖研究，徐亚平暗自祈祷:在死因找到之前，千万不要再接到江豚的死亡报告。
这是2012年4月16日中午，此前的42天内，洞庭湖水域接连发现12头江豚死亡，作为洞庭湖唯一一个专门保护江豚的组织——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承担了对这些江豚的处置工作。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是一个成立于今年1月8日的民间组织，徐亚平正是这个协会的会长。“这是洞庭湖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江豚集体死亡事件，意味着洞庭湖江豚正在加速走向灭绝！”徐亚平忧心忡忡。
江豚，鼠海豚科的一个物种，作为国家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这种生物的主要特征为:最大体长1.9米，体重一般39公斤。头圆，无喙突，体呈纺锤形。无背鳍，仅在背鳍处有3厘米至4厘米长的皮肤隆起，高2厘米至4厘米。体色灰黑，腹部较浅，一般不集成大群，多单独或二三头一起游泳。繁殖高峰期在12月至翌年5月，每隔两年产1胎。
被民间称为“江猪”的江豚是全球唯一的淡水江豚，与白鳍豚是长江中的一对难兄难弟，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万年。白鳍豚有“长江女神”的美誉，然而令人惋惜的是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从此江豚成为我国淡水水域唯一的胎生哺乳动物，尽管有白鳍豚的警示，尽管它也嘴角含笑，大脑被认为与海豚一样发达，智力与大猩猩接近，仍旧未能唤起人们的真正重视。
江豚已然不可避免地在重复着白鳍豚的悲剧，它的种群数量正在逐年锐减，2006年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江、洞庭湖、鄱阳湖这“一江两湖”江豚主要生存水域的江豚数量仅1800头，其中长江1200头、鄱阳湖400头、洞庭湖200头。
这个数字少于大熊猫，且江豚非正常死亡数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濒危野生动物。于是，江豚也悲壮地获得了一个称号——水中大熊猫。
2008年以来，江豚每年死亡的案例都在20起左右，今年更是来势汹汹，一江二湖接连发生江豚伤亡事件。以洞庭湖为例，至2012年3月初江豚锐减至85头，而此次12头江豚命殒又宣告了洞庭湖的江豚只剩70多头。
一江两湖现在尚有多少江豚不得而知，但专家认为，它仍在以每年5％至10％的速度锐减。如得不到有效遏制，15年内将灭绝。
被疑中毒
“太惨烈了！”徐亚平介绍，此次发现的12头死亡江豚中至少有7头是母豚，眼下正值江豚的孕期，母豚的死亡直接导致小江豚胎死腹中。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何大明是一个地道的洞庭湖渔民，让他回忆起最初看到江豚尸体的场景也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3月3日，何大明接到洞庭湖老港芦苇场副站长杨岳希的电话，在煤炭湾发现两头成年江豚尸体。经过尸体检查，这两只江豚是被螺旋桨打死，其中一头母江豚肚里还有一头未出生的小江豚。
“此后发现的10只江豚外表均无伤，应该不是受伤致死。”徐亚平分析，这些江豚都已高度腐败，死亡日期推断至少一周。往年，洞庭湖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发现江豚意外死亡，因而最初发现这两头被螺旋桨打死的江豚，徐亚平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一个月的沉静期后，4月9日开始突然进入了江豚尸体发现的高发期，最为严重的是4月14日这一天。徐亚平称之为“江豚的灾难日”。
下午2点，徐亚平接到消息，渔都附近开餐饮船的陶玖玖在太平嘴附近发现1头死亡江豚。一个小时后，徐亚平与何大明等人赶到现场，这头雌性江豚长1.63米，胸围长1.1米，是3月以来发现死亡江豚中最大的，已经高度腐烂，头部有明显的伤口。老渔民李仁红认为这应该是水污染致死，这些年，年年都有江豚死于水污染。洞庭湖的船越来越多，水面越来越小，江豚既容易受伤，又容易受水污染影响。
还没来得及休息，4点又有渔民给何大明打来电话:北门渡口以北发现1头死亡江豚，正运往洞庭渔都。5点，这头江豚被运上岸。它长约1.3米，胸围0.9米，同样是雌性，下颚部有明显伤口。何大明认为那是腐烂后被波浪冲刷所致。
下午6点45分，电话再次响起，太平嘴再次发现1头死亡江豚，这是当天发现的第3头死亡江豚！
对这些高度腐败的江豚如何处置成为徐亚平们面临的难题，协会刚成立不久，缺乏对此类事件的处置经验。协会志愿者中有高级兽医师、副教授谢拥军、主任医师李筑光、易科，徐亚平与他们商议后决定对江豚进行解剖，查找死因，还原真相。
解剖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这项工作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开始着手对第二头母江豚进行解剖，母豚隆起的腹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随着手术刀划开母豚的腹部，一个尚未出生的小江豚出现在众人眼前，谢拥军惊叹:“太可惜了！”
这头胎死腹中的小江豚体长55厘米，约9个月大，至4月14日这天，发现死亡江豚达到4头。
然而，悲剧并未就此止步，4月15日，岳阳市渔政站和江豚保护协会一行9人乘快艇从渔都到岳阳县鹿角区洞庭湖水域巡查，11点55分，鹿角渔民报警，在雁子洲又发现1头死亡江豚。
“我们初步怀疑后10头江豚死于环境污染引起的中毒，因为我们解剖的其中3头，外表都没有伤，且内脏都是黑的。”
15日发现的是一头雄性江豚的尸体，志愿者们打开它的嘴时，在口腔内发现了一条尚未被吞进的鱼。徐亚平唏嘘不已。
对于江豚频频死亡，除了气候不正常，水位较往年低外，目前嫌疑最大的是灭螺行为，有消息称，3月27日、28日，湖南湖北两省沿洞庭湖举办了血吸虫防治灭螺竞赛，为此湖边打了很多灭螺药，有可能药与垃圾被冲入河内造成了污染。当然，江豚的真正死因有待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相关专家以及有关部门的科学分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洞庭湖就曾因血防灭螺不当导致过江豚的集体死亡。
洞庭湖短时间内在某些集中区域突发江豚集体死亡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徐亚平不敢深想，因为这12头江豚只是发现了的，照以往经验，很可能还有因沉没、漂流、失踪而导致未能被发现的江豚尸体。“有分析认为发现一头就意味着死了四头，这个数据无从考证，但隐性的肯定居多！”
目前这一事件已经一起岳阳市相关部门的重视，4月15日下午，岳阳市畜牧水产局长陈克祥紧急召集岳阳县渔政局和江豚保护协会召开会议对江豚群体死亡事件展开充分探讨。陈克祥表示:必须深刻认识江豚群体死亡事件的严重性，将接下来的一个月定为“江豚特护期”，要迅速查明江豚异常死亡原因；迅速制定落实克服江豚死亡过硬措施；迅速明确克服江豚死亡的责任。所有工作必须在4月20日前完成。
洞庭湖困境
作为我国现存江豚最为重要的生存水域之一的洞庭湖在江豚保护上被包括徐亚平在内的多方人士公认为过于滞后。在徐亚平看来，洞庭湖绝对是江豚伤亡的重灾区，其主要原因便是岳阳市对江豚的保护很落后，在政府层面至今没有配备专门的机构、人员与经费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岳阳的江豚保护落后鄱阳湖一大截，甚至至少落后湖北石首20年，才有了今天的被动。”现实让徐亚平哭笑不得，岳阳市从畜牧、渔政到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一共有五个部门可以管理江豚的的保护工作，但五个部门居然还管不好。“堂堂一个江豚保护居然要归结到一个民间组织来做，这就是一个悲剧，一个黑色幽默。”
洞庭湖曾经是江豚的乐园，很多老渔民至今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洞庭湖江豚多达一两千头，渔民们经常在湖面上看到江豚翻滚、跳跃、喷水甚至追逐船尾泛起的浪花。那时候的徐亚平在临洞庭湖的岳阳宾馆当服务生，他工作之余经常透过窗户看到洞庭湖里成群结对的江豚嬉戏的场景，至今仍是他脑海中美好的一段回忆。
在他看来，江豚之所以到了今天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的标准，已完全达到了“极危”级，其生存威胁完全来自于人类。水污染、非法捕捞、无序采砂，被认为是江豚生存危机的三大原因，人类行为毁了江豚的生态链，“江豚危机就是洞庭湖危机，就是长江危机，乃至人类危机。”徐亚平说。
他所提及的三大原因实际多年来一直是洞庭湖的顽疾，协会志愿者何大明被徐亚平认为是“500万岳阳人中最爱江豚的人”，他对这三大顽疾深有体会。渔民出身的何大明对江豚再熟悉不过，2003年一次偶然的行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3年6月7日夜，何大明开船捕鱼行至岳阳县六门闸时，发现数百米外的地方有两个“大鱼”在湖水里上下翻腾。把渔船马达关了后，何大明用桨划着船，缓缓地驶向闸口。最后，他确认这是两条被渔网缠住的“江猪”。何大明发现江豚受了伤，没有立即把它们放回长江，而是承包了闸口的一块水域，把江豚放进去疗伤，还雇了一名工人专门看护，他与妻子也搬到船上住。9月，六门闸内湖的水位不断下降，水面由原来的2万亩锐减至2000余亩。随着秋天的到来，水域又迅速缩小到仅剩200多亩，真正适合江豚生活的水面也只有闸口周围不到50亩的深水区。
最终何大明与畜牧局、渔政部门在检查江豚健康状况后，将2头江豚放归长江。“护豚行动”就此开始，因为这些在何大明看来是洞庭湖“微笑天使”的生灵却不断被湖中非法捕鱼的“迷魂阵”困死、被船桨打死甚至被毒死、电死。
徐亚平也披露，虽然洞庭湖也有禁渔期，但实际上渔业活动尤其是非法捕捞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洞庭湖，经常可以看到矮围、迷魂阵、海网、电捕鱼等毁灭性的捕捞场面。甚至原本被用于远洋深海捕捞的海网也被拉到了洞庭湖。这种海网12米高、3000米长。何大明痛斥:“这是赶尽杀绝的搞法。江豚被围，死路一条。”
电鱼也是屡禁不止，改装后3000W柴油发电机所经之处，无一生物可以逃脱，令人恐怖的还有一种吸螺蛳的船，船尾拖着两个大铁耙，铁耙上连着粗壮的吸管，直达甲板上巨大的高压水泵，大有将洞庭湖底螺蛳赶尽杀绝的气势，一天下来打的螺蛳不下60吨，洞庭湖的食物链就此断裂。
除了迷魂阵、海网拖、电捕鱼外还有雷管炸、下毒等五花八门的毁灭性捕鱼方式，当地渔政部门长久以来以罚代管更是助推了渔业资源在这些疯狂作业下走向枯竭。30多年前，洞庭湖鱼类120多种，而现在常见的不过十多种。
“挖沙对江豚的生存影响很大。”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王克雄博士分析，“挖沙挖掉了湖底淤泥，对鱼类的生存不利，而江豚是吃鱼的。其次，挖沙改变了湖底的回声性质，而江豚主要依靠声呐系统来寻找食物。最重要的是，挖沙船密度太大，堵塞了航道，把长江流域分隔成小段，妨碍了江豚种群的基因交流。”
据记者了解，江豚雌雄比例已经失调，雄性居多，这也严重危及江豚种群的繁衍。
在目睹了江豚的悲剧后，何大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保护江豚行动，甚至为此弃渔上岸，他从身边的亲友开始，最终组成了一支江豚保护队，日夜巡逻劝说捕鱼者。
实际上，早在2001年，国家农业部就制订了《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长江中下游已有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建立了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2005年，农业部拨专款350万元要求岳阳建立“东洞庭湖长江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然而，东洞庭湖长江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7年来并未真正建立，耐人寻味的是，何大明期望建立一个民间保护江豚的协会一直以来也是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响应，直到2011年底，身为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的徐亚平出现，协会才迅速获批成立。
即便掌握了更多人脉资源的徐亚平，要促成协会的成立也历经坎坷，他留着泪写下《为一头“猪”发表宣言》，并撰文回忆，自己揣着江豚的“安危”，开始硬着头皮、低声下气找岳阳主管部门。先后去了4次。第一次，局长把他的唠叨全记在本子上。但此后局长开始回避他。最后，局长摊牌:“一个处级干部不要搞这样的事。”一位副局长还说“江豚又不是你的”。徐亚平意识到，拯救江豚，得成立保护协会，得先从领导“抓”起。
2012年1月8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发表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宣言》；确立了3大攻坚目标。其3大攻坚目标即尽快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让它成为湖南的“大熊猫”和岳阳的新名片；助推政府尽快建立东洞庭湖江豚保护区；探索实施江豚迁地岳阳南湖保护，让南湖成为世界瞩目的观豚旅游目的地。
40多个志愿者在宣传与巡逻上投注了巨大的经历，尤其是此次12只江豚集体死亡后，徐亚平每天轮轴转，持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每深夜1点还在巡湖。
他不无抱怨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全力以赴，没报酬还要自掏腰包，每天巡逻的油费就要400多元，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规劝非法捕捞的人。”
尽管政府部门有些后知后觉，但他已然感觉到政府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好的转变，他迫切希望政府部门及早归位，加大对江豚保护工作的支持。
“这是一次破釜沉舟的战斗，不真正唤起大家对江豚的保护意识，江豚保护就是一句空话。”
徐亚平忧心忡忡，“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不出一年，洞庭湖江豚就可能灭绝。”
专家的呼吁
徐亚平呼吁，我们已经对不起白鳍豚，不能再对不起江豚。他有意给这12头江豚立碑。而远在河北，另一个名叫于江的人已经将这12头江豚编号记录进2012死亡名录。“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环境事件！”于江2008年开始发布江豚死亡名录，在他的记录中这几年国内每年江豚的死亡数量都在20头左右，但今年这次在某一地区集中爆发实为罕见。他颇为失望的是“从3月3日至今持续已经42天，当地政府部门反应过慢，没有一个及时的行之有效的应急机制，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于江参观过最后一头白鳍豚“淇淇”，痛心于白鳍豚的功能性灭绝，转而关注江豚的命运，“江豚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从2006年开始就在呼吁将江豚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至今没有解决。虽然依照目前的保护方式，即便升级了可能也无济于事，但起码代表了一种态度。”
“30年的时间，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个进化2500万年的古老物种——白鳍豚——灭绝，在人们开始关注白鳍豚时，江豚数量很多，压根就没引起大家注意，没想到转眼间，江豚也岌岌可危。”于江感叹。
因为还没看到运至武汉的两头江豚的尸体，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克雄专家对死因不愿揣度。他告诉记者，对于江豚的保护，学术界一直推崇三个原则——1)加强对江豚生存环境“一江两湖(长江、洞庭湖与鄱阳湖)的环境保护，如果环境保护得当，有所改善，江豚数量将有望上升；2)迁地保护，既然自然生态环境没法更好改善，只能将江豚迁入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人为控制的水域保护繁衍；3)在人工环境下加快繁殖的规模、进度。
“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江两湖的相关城市都想充分利用水体发展经济，自然环境保护重视不够。”
无论是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还是洞庭湖与鄱阳湖中的江豚，快速增长的长江航运、过度及非法渔业捕捞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水污染、气候异常导致的持续性超低水位都是它们面临的共同威胁。洞庭湖的悲剧在鄱阳湖也同样上演。王克雄认为这些年江豚数量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每年5％至10％的速度，而且长江中游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历史上从宜昌至长江入海口的长江江段，江豚分布十分普遍，洞庭湖及其支流湘江、沅江等流域，鄱阳湖及其入湖的赣江、饶河等流域都是江豚历史的分布区。但是由于水质变化、各种水利设施及人类开发活动、渔业资源下降等因素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流域严重的干旱和低水位，江豚数量急剧减少，许多江豚历史分布区域难觅江豚踪影。
环境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江豚适应的能力。在短期内无望有效改善环境的情况下，专家们更倾向于对江豚迁地保护与人工繁衍，目前这两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92年，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同时开始尝试开展长江江豚的人工饲养繁殖。与长江江豚自然种群快速下降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道中长江江豚群体数量不断增加，现有长江江豚数量已达到约40头。
王克雄介绍，在这个保护区每年新出生长江江豚3~6头，种群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以上。天鹅洲故道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开展鲸类动物迁地保护，并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水生哺乳动物示范保护区。
此外，目前在中科院武汉水生所人工环境下生存的江豚有7头，其中1头是唯一在人工环境下出生并成年的个体。
“但迁地保护与人工繁衍的这个数量对补充自然种群仍然是太慢了。我们期望人工环境下每年新生三五头小江豚。”
天鹅洲故道对长江江豚的最大环境容纳量为80头左右，按照故道长江江豚目前的种群增长速度，预计将很快达到其最大环境承载量，亟须通过扩大保护区面积或建立新的迁地保护区。此外，在安徽铜陵也有一个江豚迁地保护区，但那里的规模较小，只有10头左右江豚。
“只有这两个迁地保护区显然不够，当务之急是要扩大保护区规模并增加保护区数量。”王克雄设想长江上中下游都可以各自建立一个江豚迁地保护区。
位于天鹅洲故道东侧的黑瓦屋故道长约30余公里，水域面积稍大于天鹅洲故道，是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又一理想场所。对其水域面积和渔业潜力进行估算的结果显示，其对长江江豚的环境容纳量在80头至100头之间。目前该故道大部分水面被用于鱼类网箱养殖。专家们希望农业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商，落实将天鹅洲故道和黑瓦屋故道通过人工渠道连通。同时在天鹅洲故道的上口和黑瓦屋故道的下口修建排灌设施，定期与长江干流进行水交换，促进故道水体循环。
“我们希望基层渔政部门对环境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前后，比如撒药灭钉螺或者水位突然下降，有可能出现江豚死亡、搁浅的地方要加强巡查，及时救护。”至于打击非法渔业活动、恢复鱼类资源，王克雄认为都是常态工作，但就目前对江豚保护而言，迁地保护必须放在首位。
“但迁地保护目前面临着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不太愿意将他们所管辖的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水域拿出来作为江豚迁地保护区建设，因为那些水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王克雄透露，年底专家们将可能再次对江豚展开种群调查，为下一步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长江——母亲河。
江豚——长江生物多样性和江湖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豚绝——人悲的前奏。
爱恨交加养殖路
记者 应琛
郑金良说，与环境污染相比，过度捕捞给渔业资源造成的影响更大。他表示，“如果拿出6到8年的时间全面禁止捕捞，给江刀三四个产卵的周期，就能形成新的鱼汛。”
曾几何时，鲥鱼在经历了产量骤降之后销声匿迹。野生河豚鱼也曾一度“绝迹”，后经人工养殖放流，现虽得以恢复，但产量不可同日而语。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江阴市申港镇创新村。在那里，有几片貌不惊人的水塘，却是长江刀鱼延续种群的希望之地。“水塘”的主人名叫郑金良，是这江阴申港三鲜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末便开始研究“长江三鲜”的人工养殖，他还被称为“拯救‘长江三鲜’第一人”。
眼看着江刀在走鲥鱼的老路，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郑金良痛心疾首。他说，江边长大的人总是对这条江和江里的鱼有着深厚的感情。而现在，长江已经几乎成为一条“空江”，没有多少鱼类能在其中生存繁衍。
“现在刀鱼养殖还没办法实现量产。”但郑金良告诉记者，人工养殖让濒临绝迹的野生长江刀鱼继续繁衍下去不是不可能，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与之相比，郑金良认为，还刀鱼一个安心生产的环境可能更为有效，“目前来看，野生刀鱼还是有一定量的种群的，只要拿出6到8年的时间全面禁捕，就可以给这濒危鱼种一条生路。”
高价，灭绝的信号！
在江阴当地，申港镇创新村还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号:河豚鱼村。
郑金良告诉记者，大约在1995年，长江鲥鱼绝迹的消息传来，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再也坐不住了，细细一打听，才知河豚鱼和刀鱼同样命运堪忧。立时，蕴藏多年的对水产的喜爱之情涌上心头，一个大胆的念头油然而生，“尽自己的能力拯救长江鱼类！”
想到就做，郑金良放弃了原来的生意，正式踏上了拯救“长江三鲜”的漫漫长路。
一开始，郑金良不相信鲥鱼真的没了，一路苦寻。1996年，他从长江江苏地域找到浙江钱塘江，再到南海鲥鱼洄游入口，如此遍寻一年，还是没有结果。有江边老渔民明确告诉他，最后一次捕到鲥鱼大概是在1993年。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河豚价格飙升至每公斤700元。“当鱼价高得离谱时，离绝迹就不远了！”吸取了鲥鱼绝迹的教训，郑金良又开始“长征式”地寻找野生河豚，硬是在“一豚难求”的情况下，以天价6.5万元购得一对河豚，开始研究繁殖。
当时，由于来不及挖鱼塘，他想方设法在镇上租了一个游泳池，再用毛竹搭建成临时温室，打针催产、产卵授精、孵化出膜，郑金良日夜守护，成功培育出6万尾河豚幼苗。仅仅半年，小河豚便长到了每条125克左右。
眼见胜利在望，但那年冬天，因缺乏经验，河豚幼鱼一下死了八成。虽然心痛，但郑金良更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念。对于留下的万余尾河豚，郑金良照料得更为精心。每天，他都穿上橡胶衣裤站立水中，与河豚“嬉戏”，以触摸来切身感受其雌雄及成熟度的微妙差别。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一年，河豚鱼的人工培育和繁殖取得成功。
鱼苗的培育成功，仅仅是第一步，郑金良的心愿是通过人工放流，恢复长江野生河豚种群。2002年6月10日，郑金良把自己首批培养成功的40万尾河豚苗放流长江，在全国首开先河。粗略统计，郑金良至今累计向长江投放了约680万尾，价值超过700万元。他坚信，放流的河豚总有一天会回家的。
2006年，郑金良得知多年不见的长江野生河豚终于重现长江，一些还是1斤多重的大河豚。他知道，近年来放流的河豚苗真的长大成熟归来了。那一刻，郑金良喜极而泣。
然而未能及时抢救鲥鱼，一直是郑金良心头的牵挂。2003年，他四处打听，得知美国境内有一种从海水洄游到淡水产卵的鲥鱼，和长江鲥鱼的习性一样，他决定引进试试。
从国外引鱼，谈何容易！岂料，第一步弄活鱼就行不通，鲥鱼性子刚烈，触网即死。无奈之下，他只得改变思路取回3万粒受精卵。但因为鱼卵是挤出来的，受过伤，出苗率低，一下死掉三分之二。不断研究与实践后，郑金良最终也实现了鲥鱼人工养殖。
但因长江鲥鱼早已绝迹，想要通过放流作为外来物种的美国鲥鱼来恢复野生长江鲥鱼种群始终无法突破。这一点，让郑金良深感遗憾，但他表示仍会继续努力。
如今，郑金良在村里现已建成国内品种最全、规模一流的“长江三鲜”繁育养殖基地。
刀鱼，艰难养殖路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阴市场的鱼没有一条是正宗的江阴刀鱼。”江阴市渔政管理站副站长查晓宗曾向媒体透露，虽然同是长江刀鱼，市场里的刀鱼大多是从崇明岛、如东等地运来的海刀。
据介绍，刀鱼是典型的洄游鱼种。每年春天，溯江而上，奔赴安徽、江西等长江中游产卵，最远可达鄱阳湖。同年10月下旬或者11月上旬，孵化后的小鱼苗顺流而下，一路游到东海里。在海里生长一年后，在第三年，再洄游入江。
“刀鱼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一种鱼。”说这话时，郑金良简直“爱恨交加”。
郑金良告诉记者，刀鱼的养殖难度首先在于种鱼的获取。与憨厚的河豚鱼相比，刀鱼有着“娇美小姐”的称号，但其性子却比刚烈的鲥鱼更为暴躁，一旦被网住就会拼命挣扎直至筋疲力尽，所以被捕捞上来的刀鱼基本难以存活，因此渔民捕获活刀鱼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从2002年开始，郑金良每年都跟着刀鱼一路走到江西、安徽，试图在船上进行人工取卵。也是因为“离水即死”的特性，实验并未获得成功。
直到2007年底，郑金良通过灌江纳苗养殖技术，在刀鱼产卵期，将长江水引入鱼塘，利用特制的过滤网，把鱼卵和鱼苗留下来。这样做的成本很高，而且能引入多少要看运气。所幸，这几年来塘里还是引入了不少鱼苗。
其次是繁殖技术。郑金良说，虽然目前养殖基地已经突破了人工养殖刀鱼的难关，但刀鱼暴躁的脾气却又一次成为大障碍。由于人工授精时需要工作人员把刀鱼抓到手上，导致脾气刚烈的刀鱼拼命挣扎，使得人工繁殖的过程中死亡率非常高。
2008年，“为了寻求更多理论与技术上的专业支持，实战经验”丰富的他又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联手在江阴成立了“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研究中心”，并新辟一块占地千亩的生态园。
郑金良说，现在人工繁殖虽然可以做到，但成功率仍然偏低，“10对进行人工授精的刀鱼当中，有三四对能成功繁育就很不错了。”而同样数量的河豚鱼，却已经能达到九成左右的成功率。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农业部长江渔业管理委员会的委托郑金良，把人工养殖的河豚、鲥鱼、刀鱼等在中国馆一个直径2.5米的水晶球内展示。“刀鱼至少要在水晶球内成活24小时，对于它来说根本不可能，最后只把性子‘憨厚’的河豚带去了。”
此外，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喂食。刀鱼的口味相当挑剔，只喜欢天然生物饵料。训饵工作始终没能成功，宁愿饿死也不吃饵料。
“喂食必须在凌晨3点进行，且刀鱼只吃水体中的半浮性食物，不吃人工饲料，无法进行训饵。”郑金良说，如今虽然取得了技术性的突破，刀鱼的养殖水面达到200亩，但每年的亩产量至今只有四五十斤。
对于坊间传说的人工繁殖成功的长江刀鱼将重回市民餐桌的说法，郑金良坦言，人工繁殖成功的长江刀鱼的成本相当高，现在到他那儿买的话每斤也要2000元左右，那也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目的。他并不愿意卖这些刀鱼，而是要将它们用于科研。待扩大规模养殖刀鱼后，重点是拯救长江渔业资源，等人工刀鱼长到一定的体重，完全适应自然的长江水环境后，逐步将他们放归长江。
“为了不让‘长江三鲜’在我们这一代绝种，为了让普通人都能吃得起刀鱼。”这才是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内心最朴实的想法。
禁捕，迫在眉睫
为了避免“长江三鲜”变成“长江三绝”，从2002年开始，郑金良一直在尝试增殖放流的方式。每年的6月份，郑金良都会准时来到长江边，将他辛劳培育出来的鱼苗放流，其中大部分是河豚等珍贵鱼类。10年来，他已带动江阴数十家单位，无偿放流了亿万尾鱼苗。与此同时，江阴市政府也把6月12日也被定为“中国江阴长江放流日”，号召沿江企业慷慨解囊加入到放流中来，“反哺”长江。
或许，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人工放流是目前恢复水生生物资源量的有效手段之一。这一点，也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2011年春夏之际，长江中下游遭遇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修复受损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农业部与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江苏五省共同举办“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修复放流行动”，五省共举办各类增殖放流活动200余次，放流经济鱼类苗种达17.65亿尾。
但不少业内专家指出，长江鱼类资源仍然面临诸多方面的威胁，“长江三鲜”生存状态堪忧。要真正保障长江中下游鱼类的生存环境，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这并非危言耸听。有数据显示，长江江苏段有历史记录的鱼类共161种，分别隶属于19目42科，其中鲤科鱼类种类最多，占长江江苏段鱼类总数的37.65％。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2001年~2006年间对长江江苏段鱼类进行定期调查时，却只采集到长江鱼类108种，还有53种鱼至今还不知道是否存活于长江江苏段。虽然普遍认为，刀鱼量产的减少与长江水质有着密切联系。但在郑金良看来，江刀濒临灭绝的原因，更主要的在于经济利益引诱导致的过度捕捞。
郑金良直言，虽然全面禁捕确实会令渔民暂时少了生活依靠。“但即便不禁，照此速度捕捞，过不了多久，渔民们迟早要和刀鱼永别。”
郑金良强调，全面禁捕是暂时之举。原因在于，上海崇明岛等洄游始端还能抓到很多刀鱼，如果禁捕一段时间，也许总体数量还能够成几何式增长。等到刀鱼只有零星个体时，那就为时已晚了。”
郑金良说，与环境污染相比，过度捕捞给渔业资源造成的影响更大。他也表示，“如果拿出6到8年的时间全面禁止捕捞，给江刀三四个产卵的周期，就能形成新的鱼汛。”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10月开始，郑金良也已向长江里实验性地放流了几千条刀鱼。由于刀鱼本身对生存环境挑剔，放流效果尚不显著。“放养几千条，往往从鱼塘里一拉网，就有一半的鱼死在塘里了。”郑金良说，放流刀鱼时，操作起来特别麻烦，比如水温必须在10℃左右刀鱼才能成活。
虽然很无奈，但郑金良也表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怎样，至少这也是一种补充。”
追“捕”长江刀鱼
记者 贺莉丹
陈兴法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左右，一网打下去，能捕获大约十几斤左右的江刀。现在，一网能捕到一两斤江刀，就算蛮好的了。"
江刀，曾是在阴雨连绵、桃花逐流水的春天里，中国长江沿岸民众的厨房中最早端出来的时鲜鱼类菜肴，它曾经的稀松平常状，与而今餐桌上常见的凤尾鱼而言，并无二致。
今年4月2日，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渔业队在长江七干河河口捕获了一条325克的江刀，拍出了5.9万元的天价，折算下来，平均每克高达182元。
物以稀为贵。江刀价格的节节攀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相较于在中国各大超市中摆放的十几元的凤尾鱼罐头而言，近年来，长江刀鱼的价格已攀升近千倍不止。如今，春食江刀，是某种"地位"的暗码，也是圈内心照不宣的某种"身份"彰显。
在上海、北京乃至盛产江刀的江苏靖江、江阴等地，寥寥几条江刀凑足一盘，清蒸或红烧，售价已在上万元不等－－明码高价，趋之者若鹜。
在物质极大富足的今天，清明时节，春江水暖食江刀，已与普通民众无缘。
"清明时节叹江刀！"－－即便对于驾船在长江段中常年捕江刀的渔民来说，江刀"粉嫩粉嫩"的滋味已多年未识，这些常年辛劳的渔民偶尔有口福享用的，也不过是重量低于1两、即便连江刀贩子都"看也不看"的"毛刀"或由"毛刀"制成的刀鱼馄饨。
虽然2012年的中国长江江刀产量迄今暂无明确统计，但从渔民与江刀渔市中披露的消息已经证明，今年的江刀产量较之去年，下降已为大势所趋。
连日来，《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长江沿岸，从数位常年捕捞江刀的渔民以及当地渔政部门处中了解到，今年长江刀鱼的产量下降或为长江禁渔十年来的之最，对于渔民来说，随着江刀产量的锐减，捕捞江刀成为一门难以为继的生计。
而令人更为忧虑的是，在被严重破坏的长江生态的大格局下，野生长江刀鱼恐步长江鲥鱼的后尘，或将面临种群灭绝之险境。
“连影子都看不到”
2012年4月14日清晨5时左右，靖江新港园区夏仕港港口，靖江渔民陈兴法与妻子夏英子驾驶着他们那艘120马力的柴油机动渔船启航。彼时，夜色正酣，跟往日不同的是，寂静的长江江面被乳白色的大雾笼罩。
江面浩渺，能见度极低，62岁的陈兴法开启了渔船上的AIS自动识别系统终端。随着发动机笃笃笃的响声，这艘航龄为15年的渔船熟练地穿越不远处的新世纪大桥，向西拐入江阴长江大桥以西的长江江段江刀渔场方向。
一个多小时以后，上述为中小型渔船量身定做的智能导航系统，已经为这艘渔船准确地找到了江刀渔场的位置－－这个位于江阴大桥西面的副航道位置的长江江段，也是陈兴法多年耕耘的一个江刀渔场。
当天7时许，陈兴法夫妇与3位船工在江面先后布下3担流刺网。几分钟以后，这些网格为4.6厘米、网长达数百米的流刺网，宛如巨幅画卷徐徐展开，探入约30米以下的江底，随同漫漫江流拖曳开来。此处江流湍急，江水并不很深，流刺网铺开后恰可深入水底，拦获江刀。
按照陈兴法预估的时段，长江潮水，徐徐而来。这位身着橡胶皮裤和长筒胶鞋的老渔民此时已全副"武装"地等待。大约9时左右，陈兴法下令起网，船上5人合力拉网。
5条江刀在流刺网中不断挣扎，快速跃出几道银白色的光弧，试图跃出网之掌控，重归长江，但不到两分多钟的时间，鱼身即变得笔直僵硬。这是陈兴法5人在这个上午的所得，其中有4条江刀重达一两多，一条2两多。
"去了5个人，才捕获了这么点儿江刀，算是一个人捕到了一条。"相较船工们的喜不自禁，陈兴法波澜不惊，老人闷头抽了口烟，自嘲。
他的落寞，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今年3月1日开始的江苏靖江江段江刀捕捞季中，在他熟悉的江刀渔场，陈兴法爆出了一个"大冷门":3月1日，他在长江江面铺下了今年的头一网，一无所获；此后连续8天，他追赶江潮，拉上流刺网后却发现，全部是空网，连江刀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是往年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捕鱼44载的老渔民强调。
而那段时间，正是江刀一年中价格的最高峰，销售俏得很。长江上的鱼贩子们或骑摩托车、或驾快艇，像雷达一样在每一条捕获江刀的渔船上找寻"战利品"，对2.5两以上的江刀开出的价格在每斤4000元至6000元不等。而在当时，像陈兴法这样一无所获的渔民，只能望江兴叹。
清明节前，江刀创纪录的高价，让陈兴法感觉，每次驾船出港，就如同买彩票一样，需要"撞运气"。
但今年的低收成，似乎已经注定。在4月13日，陈兴法收获了仅仅3斤江刀，其中大的江刀2斤，小的1斤，"收网后，捞上来的塑料袋、麻袋这种垃圾，比江刀还要多得多。"
而当地另一位捕江刀大户徐金财，更是遭受重创。从今年3月1日在长江江面撒下第一网开始，徐金财连续30天收上来的，都是空网，"连江刀影子都看不到，搞得急死了！"
62岁的徐金财遇到的收成惨状，已创最近10年之最，"历史上从来没有收成这么差的！"他不停抽烟，神情焦虑地说，"确实没有办法，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刀鱼之乡”的尴尬
"现在，一条船上能收到一斤、两斤江刀，就算不错了。"4月14日上午，两个刀鱼贩子赶到给陈兴法的渔船上，给其捕获的江刀过秤时，撇了撇嘴总结。
就像战士上战场需要装备精良一样，1997年，陈兴法驾驶着他这艘花了20万元在常熟造船厂造的柴油机动渔船与他新添置的流刺网，在约莫3个月的江刀捕捞季中捕获了1000多斤刀鱼，他成为当时的江刀产量大户。
而截至今年4月20日，陈兴法的刀鱼捕捞季就会结束。在4月14日这天，陈兴法估算了一下他2012年江刀捕捞季的收获，他差不多一共收获了15斤江刀，毛利约5万元。这相当于他15年前收成的百分之一左右。
在2012年这个春天，长江沿岸从靖江、江阴、扬州到南通的各个城市中，"渔民试捕刀鱼一个半小时空网而归"的消息，处处皆是。
而在从18岁开始就驾船于长江江面捕获江刀的渔民陈兴法的印象中，江刀数量的锐减，已为不争的事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穿着橡胶皮裤的陈兴法与公社其他四五位渔民驾驶着摇橹帆船在长江江面捕获江刀，"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渔网网长只有3.4米，不及现在流刺网网长的十分之一，但一网下去总能捕到1000多斤江刀，那时我们一条船约3个月的江刀捕捞季中的总产量是110担江刀，也就是大约1.1万斤江刀，而且那时候，江刀的个头也大。"
那个年代，作为渔民公社的捕获江刀的青年骨干，陈兴法得到的奖励林林总总，诸如红旗、热水瓶、茶缸等等。而当时江刀的售价约合每斤0.33元，江刀也实为长江沿岸百姓家中最为常见的春节时鲜菜肴。
关于江刀的个头，71岁的靖江渔民夏荣安印象深刻，他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渔民捕获的江刀群中，"3两一条的随便都有，我们自己吃，都要吃5两以上一条的。"那些年头，夏荣安的那条船在江刀捕捞季中的总产量也在1万多斤左右。
13岁就开始打渔的夏荣安对于江刀滋味的记忆是，"江刀怎么不好吃呢？鱼肉粉嫩粉嫩的！"
而在最近的十几年间，虽然渔民的渔船设备变得越来越精良，但捕获江刀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陈兴法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左右，一网打下去，能捕获大约十几斤左右的江刀，就算不错了。但是那时候也不像现在，现在一网如果能捕到一两斤江刀，就算蛮好的了。"
与此相应的是，江刀价格的急遽攀升。在今年的清明节前，陈兴法卖给鱼贩的江刀最高价是2两以上的江刀每斤4000元左右，他卖的价格并不算最高，另一位渔民徐金财今年卖出的最高价格是2.5两以上的刀鱼每斤5000元，这个价格大约为十年前江刀价格的8倍左右。
而这还不是今年江刀卖出去的最好价格，江阴的一位渔民称，在2010年左右，刀鱼价格就蹿升至每斤五六千元，2011年最贵买到过每斤七千元，今年的价格最高飙升到了每斤8000元以上。
疯狂的抢夺战
距离陈兴法的渔船约40分钟车程的江苏省靖江市新港镇渔婆农贸市场，为中国最大的刀鱼集散市场之一，也曾晋升为"天价江刀"的重要策源地。
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是人流熙攘热气腾腾。这里几乎每天有争抢正宗江刀的神秘来客，他们驱车从上海、北京、杭州、苏州等地专程购买正宗江刀。
在渔婆农贸市场开店10年的水产店老板顾永忠也明显感受到了今年江刀货源的紧张，货源最紧张的时期是在清明节前，另外，今年的江刀个头不大。"在今年清明节之前，2两以上的江刀，其实都很少"，顾永忠的总体感觉是，"江刀一年比一年少"。
"清明前鱼骨软如绵，清明后鱼骨硬如铁"－－清明节，是江刀价格的分水岭，其口感也有变化。清明前的刀鱼肉质饱满，骨头酥软；清明一过，就意味着江刀已经错过了它的黄金销售价格，它在繁殖后变瘦，骨头也变硬了；而在"五一节"之后，江刀价格会再次跳水，跌入谷底。此外，江刀也被细分为二两、二两五与三两几个等级，其间价格相差千元左右，而重量低于一两的江刀，被当地渔民俗称为"毛刀"，这种"毛刀"，即便连鱼贩子也"看都不会看"。
但让45岁的顾永忠颇为得意的是，今年他进的3两左右的江刀卖出了每斤5500元左右的价格。在他看来，今年的江刀价格或与去年相当，去年他卖出的最好价格为每斤5700元。
虽然如此，如今的江刀价格与顾永忠在1989年开始从事江刀生意时相比，已有攀升千倍不止。1989年的春天，顾永忠每天都骑15公里左右的自行车、带着篮子到靖江新港港口的渔民船上去取江刀，然后再拎着大约三四十斤一篮子的江刀回到靖江市区卖，一天跑两趟，风雨无阻。
江刀易脱鳞，这位当时头发上都沾满江刀鳞片、身材高大的鱼贩清楚地记得，那年江刀的价格是每斤2.6元，现在想来，这是当年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水产店老板并不担心他店里江刀的销路，他一边用手仔细地拨弄江刀身上的冰凌，一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店里的江刀基本上都已被预订了，"江刀最长的冰鲜时间是3天，我们一般是客人预订多少，就拿多少货"。这些神秘的预订者，包括来自江阴水产品市场的鱼老板，他们是江刀大客户，"有时候，他们一次就会取走30多斤的江刀"；而来自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高级饭店则是另一个销货渠道，通常而言，散客少，多为熟客。
而在4月12日，清明已过，顾永忠的水产店中，3两左右的江刀价格已回落为每斤1100元至1200元不等。而在新港镇渔婆农贸市场的每家水产店几乎都以江刀为招牌，招揽生意。这一天，本刊记者了解到，这里3两左右的江刀价格在1100元至1400元不等。
在这个喧嚣的农贸市场，一些高级轿车、运货三轮车、摩托车静静泊在市场门口，车主们慕名而来，求购正宗靖江江刀。因江刀紧俏，如无预订，他们即便出高价，也可能空手而归。
靖江，位于江苏省中轴线与长江交汇处，南与江阴、苏州、无锡隔江相望。这个人口不到70万的县级市，也是远近闻名的"长江刀鱼之乡"。
这个美誉，是由靖江的地理位置和长江刀鱼的洄游习性决定的。江刀属于典型的洄游鱼种，平时栖息地在浅海，每年春夏间沿着江河溯水而上产卵，幼鱼秋后游回大海，性腺开始发育成熟时再进入长江逆水洄游，如此年复一年。通常在每年的一二月份，长江口、舟山一带就有被俗称为"毛刀"的小刀鱼，但味并不佳；"毛刀"溯流而上，在洄游途中，水流的刺激加速了江刀的性腺发育，而因海潮涌入长江口的最远点恰在靖江新港附近，到约三四月份，长江中的江刀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会在这里汇集成群，而洄游至靖江的江刀，鱼体所含盐分也逐渐淡化得恰如其分，加之性腺开始加速发育，故曰，"此处江段所产江刀味道最美。"
"如刀江鲚白盈尺，不独河豚天下稀"，元代王逢在《江边竹枝词》中对刀鱼赞赏有加。"肩耸乍惊雷，腮红新出水，以姜桂椒，末熟香浮鼻。"宋代名士刘宰也曾作《咏江鲚》一诗盛赞江刀之鲜美，这首诗，就作于刘宰那次送别朋友的刀鱼宴上。
而当地熟知水产市场的人士称，鉴于今年靖江本地所产的刀鱼少之又少，"有的鱼贩一天最多也只能收到四五斤本地江刀"，而一些在上海崇明陈家镇团结沙港长江入海口处捕捞到的"海刀"以及安徽巢湖等地捕捞的"湖刀"，被放到靖江本地的江水中"过过水"，"擦擦背"，充当靖江江刀。
饕客们熟知，海刀、湖刀的外形虽与江刀差不多，但味道相去甚远，其价格也有天壤之别，比如，江刀入口细腻丰腴，而海刀肉质较硬。
江刀肉嫩味鲜，有"天下第一鲜"之美誉。"食鲫鱼及鲟鳇鱼有厌时，鲚则愈嚼愈甘，至果腹而不能释乎。"清代美食家李渔就如此描写过刀鱼。清代另一位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里讲述的一种烹饪刀鱼的方法是清蒸刀鱼，袁枚提及，"刀鱼用蜜酒酿、清酱放盘中，不必加水，用火腿汤、鸡汤、笋汤煨之，鲜妙绝伦"。而在靖江当地的百姓家中，至今最喜食用的为红烧刀鱼，另一种食法，是江刀馄饨。
但如今，寻常百姓"春食江刀"的江南民俗成为了一种记忆。在这个春天的每一天中，靖江的渔婆市场与隔岸的江阴璜土附近的小湖水产市场都在上演着天价江刀的竞争戏码。江刀，甚至成为某种秘而不宣的"送礼佳品"，那些端坐在高级饭店的桌前享用一碟清蒸江刀的食客，并不会了解到江刀的层层转运，也无需亲自出面参与搜寻江刀的过程。
在江阴的一些高档酒店，一盘清蒸江刀售价都是称重按两计价的，若一盘盛上不过3条到4条江刀，重约1斤左右，这盘刀鱼的价格动辄上万元。
困顿的渔村
春日寂静，靖江新港园区夏仕港附近的渔村中，一场丧事，在吹吹打打的哀乐中举行。当地渔业公司一位44岁的渔民，在今年4月份受雇至张家港附近的水域捕捞江刀时，因江面船只密集，担心其渔船被撞，拖曳之际不慎跌入江底而亡。
这起悲剧事发偶然，默默如一短片。簇新的花圈还摆放在那幢四层住宅楼的一处门房前。渔民年轻的妻子脸色蜡黄，抹着眼泪，跟一些前来悼念的亲友话别。
悲伤如大浪淘沙，会被时间冲刷。渔民继续出港追逐潮水，捕捞江刀。生计问题，是渔民们的主要考量，江刀就是他们一年中"靠水吃水"讨生活的最主要来源，而江刀不断被刷新的高价，宛如给寒素的生活打了一剂强心剂，也无疑加速了悲伤被忘却的过程。
而事实上，江刀距离这些面目黧黑的渔民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熟悉长江江段的渔民陈兴法在今年甚至都还没有尝过江刀的滋味，他的记忆停留在四五十前"江刀多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年代，他可是"连吃都不要吃的”。如今，谈起江刀的特别滋味，陈兴法嘴巴一咂，反复说的不过是，“鲜得不得了！要是不好吃，刀鱼怎么能卖到几千块到上万块一斤呢？”
而等到4月14日上午11点半左右，陈兴法的渔船驶进港港口后不过十几分钟，骑着摩托车、闻讯而至的鱼贩子开出的一口价是:5条江刀，共1000元——这个价格，已跌为今年清明节前江刀价格的五分之一左右。
苏靖渔03808号渔船上，流刺网铺了一甲板，陈兴法给《新民周刊》记者算了笔账:跑当天这趟柴油耗费约500元，开给3名工人人工费是每人100元，共计300元，此外，除去饭钱与渔船、渔网维修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按目前市价，买一担流刺网，需要1.5万元左右，一般一艘船需要配备3担流刺网，且每次捕捞后，基本需要修补渔网，“就像战士打仗需要子弹一样，捕江刀的渔民怎么能缺少流刺网呢？”他反问记者。
而陈兴法全家的收入，跟今年这几个月的江刀捕捞量命脉相连。他还记得，在1996年左右，江刀曾为陈兴法家带来过很好的收益，他获得的毛利约为20万元。现在，那些好日子如同流水，一去不返。
而陈兴法在今年的收成，已为当地许多渔民所艳羡。
随同陈兴法的渔船一同出港的另一位渔民徐金宝，脸色阴霾，闷闷不乐。这一天上午，徐金宝连江刀的影子都没见到；而此前一天即4月13日，他驾船出江，也不过捕获了一条重量约为1.9两的江刀，按照给鱼贩子每斤600元的价格，折合不到120元。
徐金宝在今年江刀捕捞季中惨遇的“滑铁卢”，在靖江新港的渔民中比比皆是。
另一位靖江渔民陈跃根，干脆将他的渔船泊在长江江面，候了3天，3趟江潮已过，截至4月14日上午，陈跃根也不过捕获了江刀6条，“总共也就一斤半重，卖了1500元。我们光柴油就用掉了1000元，还不包括开给工人的人工费用。”陈跃根的眼睛中血丝密布，忿忿难平。
50岁的渔民戴天荣则给本刊记者摊开了他的账本，这份寥寥数笔的记录显示，这位渔民从3月20日开始的江刀捕捞季中，9次空网，共收获了区区8条江刀。
4月13日清晨5时，渔民徐金财和妻子带着3名船工驾着他们那艘80马力的柴油机动渔船出港，“撞运气”，截至当天9点左右他们收网，仅仅捕获了2条江刀，卖给鱼贩子折合千元左右，除去柴油费四五百元和人工费后，几乎没有盈利。而次日，徐金财再次出港，也仅收获江刀1条。
徐金财也明白，捕江刀是越来越难，“搞一年，是一年。”而徐金财23岁的儿子徐建早就作别父业，进了工厂打工。
一位在附近的新世纪造船厂上班的渔民二代，手插裤兜，叼着“南京”牌香烟说，做渔民起早贪黑，太辛苦了，江刀也越来越稀少，当地35岁至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会再去捕江刀，选择去一个工厂打工，反而稳定收入，比如他，月收入就有2000多元。
不仅是徐金财一家，当地渔民的第二代，大多都已转行。陈兴法有两个儿子，一个39岁，一个37岁，都在靖江市当老师，“他们已经连船都不会开了。”陈兴法感叹。这位老渔民曾驾船从父辈那里承袭的手艺即将失传。
十年限捕
“一条刀鱼的生命，要有多坚强？每年春天，它要穿越千张网，从海洋溯游长江而上产卵，繁殖后代，第二年夏天，再顺流而下，在长江入海口的咸淡水交汇处做适应性停留后回到大海。”江苏靖江市农业委员会水生动物疫病预防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黄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自2002年起，每到长江刀鱼洄游繁殖季节，国家实行限捕。2012年，长江的禁渔期从4月1日开始至6月30日结束。在禁渔期内，只有持有刀鱼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证的渔船，才能捕捞刀鲚(刀鱼)。
以靖江市为例，持有刀鱼特许捕捞证的渔船的捕捞时间以江阴长江大桥为界而有所不同:江阴长江大桥以东为3月1日至4月20日，江阴长江大桥以西分别为3月5日至3月31日和4月15日至5月10日。
靖江市农业委员会渔政站站长顾树信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靖江市今年一共发放了86张刀鱼特许渔业捕捞证，这个数字与2011年和2010年的相同。
这个春天，57岁的靖江新港村村民殷凤美每天骑着一辆摩托车在新港港口区域来来往往收江刀。殷凤美在当地收了30年的江刀，跟当地渔民混了个脸熟。这个风风火火、嗓门高昂的女人至今记得，在30年前的一天，她以每斤10元的价格从新港港口一次就收到了315斤江刀，这些“很大、很漂亮的”江刀是她用一辆三轮车才拖回来的，她后来以每斤11元的价格全部卖了出去。回忆此幕，她作张开双臂之状，以形容当年产量之巨。
而到了今年4月13日这天，殷凤美骑着摩托车，赶了个早，在几条渔船上也不过只收到了8.7斤江刀。
翻阅史料则可知，长江刀鱼的捕捞产量曾占长江鱼类天然捕捞量的35％~50％，其中长江江苏江段所占比例更曾高达70％。
这段历史，已成过往。在江刀价格飙升的背后，是其种群数量的逐年锐减。
靖江为江刀主要产区，靖江市农业委员会渔政站站长顾树信给《新民周刊》记者提供了一份清晰的靖江江刀产量表:1998年，江刀的产量是123吨；2001年，产量为217.6吨；2010年之后，江刀产量基本锐减为百吨之内，这年江刀的产量约为80吨，2011年的江刀产量锐减到约10余吨。
需要提及的是，上述所有对江刀产量的估计，均为估算值。“简单来说，以靖江为例，这些年的靖江江刀产量都是由靖江各个乡镇报上来的，其中包括靖江的渔船产量加上靖江江域的各种插网、套网等其他捕捞工具所得的全部产量的总和。”顾树信表示，对于江刀产量，目前的总体估算“比较模糊，只能接近实际产量”，因为一部分的数据是由渔民上报而得的，在统计方面，他们遇到的一个困境是，一些渔民并不愿意如实填写江刀捕捞数量，这涉及到资源费的缴纳问题。
但江刀产量下降，已为共识，散见于零星资料中。据江阴市志记载，江阴长江刀鱼年捕获量在1956年为最高，达174吨，至1987年也有106吨；2002年以后，年产量则不足百吨；2011年江阴刀鱼的捕获量不足0.5吨，仅为高产期的0.28％。
而目前一组流传甚广的数据，则来自于长江刀鱼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这也印证了江刀产量呈急剧下跌趋势:1973年长江沿岸的长江刀鱼产量为3750吨，1983年约370吨；2002年后，江刀年产量不足百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资源研究室主任施炜纲已无法向记者提供2002年之后的江刀总体年产数据，2012年4月16日，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目前的一个总体格局是，十年以来迄今，还没有对于长江刀鲚资源的全江专项调查，“相关资料更是少之又少”。
但江刀资源量的急遽下降，已是事实。“当然，现在长江刀鲚资源量的这种下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在施炜纲看来，“长江刀鲚这种野生种群灭绝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现在就非常危险了。”
熟悉基层渔政工作的顾树信则认为，每年春季，江刀都要由海洋沿长江溯流而上，“目前的问题是，在海洋中对于刀鱼根本不禁捕，这使得这些刀鱼产卵群体还没有游到长江，就已开始被捕捞了。”
在他看来，当今的“酷鱼”手段比比皆是:一种在海面就被布下的帆张网，宛如瓮中捉鳖一样捕获刀鱼产卵群体，刀鱼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而另外一种布于江面的套网，网眼的最后一段甚至小拇指都穿不过，对江刀的杀伤力极大。
而在一些鱼类保护学者看来，10年限捕，更似“追捕”。每年清明前后，刀鱼上市时分，长江各个江段，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除使用正规的捕鱼船上的流刺网外，小拖网、深水网和插网，林林总总，伺机而待。
一些当地渔民告诉本刊记者，正规渔民仅会用流刺网捕获江刀，而小拖网则为一些不法人士所用，这种被渔民们称为“断鱼子鱼孙的网”，手法极其残忍，能将小刀鱼苗、小虾乃至鱼卵一网打尽。而此种情况，存在于长江江面长达20多年。
让黄平印象深刻的是，鉴于人工养鳗未解决繁殖问题，鳗苗被称为“软黄金”，在1986年、1987年左右席卷捕捞鳗苗潮中，刀鱼也深受其害，由于捕捞鳗苗的季节与刀鱼苗返回海洋的时间重叠，对刀鱼苗的杀伤很大。
而今年来轰轰烈烈的沿江开发与航运发展以及沿江污水排放现状，不容忽视。
而渔民陈兴法们居住的渔村，宛如一个被遗忘的棚户区，近三十年并无变化，有变化的是新世纪造船厂建起来了，船厂巨大的吊臂一刻不停地忙碌，带来叮叮咣咣的巨大噪声，捕捞季中，渔民们清晨从被数年噪音震出明显裂痕的楼房中出发，下到港口开他们那些顶棚上都积着一层厚厚铁砂灰的船中启航。人尚如此，鱼何以堪。
56岁的渔民戴纪福和他52岁的妻子孙大妹，每逢江刀捕捞季就住在渔船上，而现在，他们要驾着渔船，离港开上十几分钟，到长江口取饮用水，港口附近的水面总是漂浮着塑料袋等垃圾，浑浊不堪，根本无法饮用，在他们的江刀捕捞季中，捕捞上来的垃圾比江刀还多。
而在老渔民的夏荣安的记忆中，再往前推40年，“长江的水是清甜的，舀起来就可以喝。”而那个时候，他往往在长江江面驾着摇橹渔船，感觉烟波浩瀚，视野开阔，而现在，随着码头、航道的越来越多，“长江更像是一个港口了。”
对于江刀数量的几何级下跌状况，施炜纲认为，这主要源自环境污染与人工捕捞两方面的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我个人认为，环境因素还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现在的捕捞产量跟历史上的捕捞产量相比，也连一个零头都不到。就是说，即便现在全江的渔民全部停止捕捞江刀，剩下的这点产量也仅为历史产量的一个零头。原因在于，现在作为刀鱼通道的长江就像变成了一条‘人工运河’，人工干预的因素太多了，河口造桥、深水航道拓深、沿江各省份建水利工程，都离不开长江这份天然资源。”
此种景况，环环相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态堪忧之下，江刀仅为长江水质的测验坐标系之一。
或步江鲥河豚后尘？
锐减的不止有江刀。45岁的渔民李国芳至今清楚地记得，大约在27年前，她哥哥结婚时，曾给其丈母娘送了两条鲥鱼作为贺礼，平均每条重约七八斤。而渔民戴天荣的记忆则定格在20年前，那年，他捕获了一条长江鲥鱼。而近年来，长江鲥鱼是“看都看不到了”。
消失的不独有长江鲥鱼。靖江市农业委员会水生动物疫病预防中心主任黄平还记得，在1967年，他表妹出生，家里实在没菜，就烧了两条河豚待客。那个年代已经远去。在今年的江刀季中，陈兴法的渔网意外收获了一条肥壮的、重约一斤多的长江河豚，它被小心翼翼地养在了一个淡绿色的脸盆中。在这个春天，长江野生河豚已极为罕见，“万金难求”。这条河豚最终会被送到哪个城市，成为哪个有“身份”的人士的盘中餐，陈兴法最后无从得知。
在施炜纲看来，现在江刀的洄游距离已经越来越缩短了，这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从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湖北江段基本上找不到洄游的江刀了；到1996年左右，江西、安徽江段也形成不了江刀鱼汛了。施炜纲提醒，长江鲥鱼便是“前者之鉴”。跟江刀相似的是，长江鲥鱼当年也是数量锐减，洄游路线缩短，而后彻底绝迹。
“江刀洄游路线的缩短，就表示它们从海洋里过来的种群群体数量减少了，这样一来，它们就没有必要游到长江以上很远的地方去了；而如果从海洋中游到长江的江刀种群群体数量相当之多，它们根本不可能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生活环境中，这也迫使它们不断地往上洄游，找到更合适的生存地。”施炜纲解释。
“再这样下去，江刀没有，是迟早的事情。”渔民戴天荣已经有所警觉。这也是黄平担忧的状况。
按照当地政策，在男性渔民年满60岁、女性渔民年满55岁以后，他们每月平均约有300元的生活补贴。渔民戴纪福和他的妻子孙大妹再过几年，就年龄“达标”了，相比飞涨的物价，让他们惴惴难安的是，“如果江刀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而如果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渔业管理部门是否会痛下决心完全全长江流域禁捕江刀？而若真有那么一天，沿江渔民生计问题如何解决？这不啻为一个复杂艰难的命题。
（新民周刊 蒲琳 沈嘉禄 杨江 应琛 贺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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